上個月陪好友在醫院簽署文件，他父親插著鼻胃管望向窗外的側影，至今在我腦海揮之不去。那位曾扛起整個家的長輩，如今連喝口水都要經過醫療團隊評估風險。好友啞著聲音說：「早知道他這麼抗拒插管⋯⋯」

這不是孤例。當醫療團隊捧著急救同意書到家屬面前，多少子女在淚眼模糊中被迫猜測：「爸媽到底要什麼？」更殘酷的是，這種猜測往往發生在親人已無法表達的時刻。我們規劃退休金、寫遺囑、買保險，卻鮮少正視醫療自主權可能被剝奪的瞬間。

預設醫療指示（Advance Directive）不是詛咒自己生病，而是清醒時對生命的溫柔備份。它包含兩把鑰匙：一是「預立醫療照護計畫」，白紙黑字寫明當你失去決策能力時，接受或拒絕哪些維生治療；二是「醫療委任代理人」，指定你信任的人，在關鍵時刻為你發聲。

別誤會這是放棄生命的文件。去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揭示，預設指示的核心精神是「選擇權掌控」——你可以拒絕無效醫療，也可以要求全力救治。重點在於確保醫療團隊聽見的是「你真正的聲音」，而非家屬的愧疚感或社會的期待。

在診間看過太多抉擇困境。一位癌末阿姨拉著我的手說：「我怕女兒被罵不孝才答應電療。」也有老教授嚴厲要求子女：「敢給我氣切就告你們！」這些拉扯本可在意識清醒時化解。簽署預設指示的過程，其實是與家人深度對話的契機：當生命走到某個階段，我們究竟想用什麼姿態謝幕？

實務操作比想像中細膩。在港簽署需注意：文件需兩名見證人（其中一人須為註冊醫生），拒絶維生治療的指示必須在末期狀態才生效。別忽略定期更新，十年前拒絕插管的人，可能因孫子出生改變心意。我的律師朋友總提醒客戶：把文件印三份，一份給代理人，一份給主診醫生，最後一份夾在健保卡裡。

最常被挑戰的迷思是：「簽了會被放棄治療吧？」事實上，預設指示只針對「當你無法表達時」的極端狀況。它能阻止的，是違背你意願的過度醫療。就像我那位簽了DNR（不施行心肺復甦術）的瑜伽老師說：「我要的是好好呼吸到最後一刻，不是被壓斷肋骨換來臥床三年。」

死亡質量是生命尊嚴的最後一哩路。當我們在咖啡館輕鬆討論預設醫療指示，談的不是恐懼，而是對自我意志的終極守護。畢竟，誰能比你更懂自己生命的價值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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