飛機降落在約翰尼斯堡時，機艙門一開，熱浪混著塵土味糊了我一臉。我攥著塞滿泡麵和老乾媽的登機箱，站在人聲鼎沸的入境大廳，突然有點腿軟——這裡和我想像的「非洲」，隔著十萬八千里。

別人叫我小胖，其實我不算胖，只是骨架大。辭掉上海寫字樓的工作時，主管像看瘋子：「去非洲？那裡除了瘧疾和獅子還有什麼？」我沒解釋。有些念頭像種子，悶在心裡發了芽，不破土會爛掉。

頭三個月在馬拉維湖邊的漁村，我學會的第一課不是抓魚，是「等」。太陽五點就醒了，村裡的男人划著獨木舟出去，傍晚才歸來。船艙裡的魚少得可憐，他們卻能對著晚霞唱整晚的歌。我急著想教他們用漁網增產，老村長只是搖頭，遞給我一杯自釀的香蕉酒：「湖神給多少，人就拿多少。」那杯渾濁的甜酒下肚，我突然懂了什麼叫「時間的質地」——在上海地鐵衝鋒的日子，把日子磨成了薄薄的紙片，風一吹就飄走。

真正逼我蛻皮的，是在贊比亞的雨季。貨車陷進紅泥潭時，雨下得像天漏了。前後百里無人煙，手機信號格空得刺眼。我攥著鏽跡斑斑的扳手，學當地司機把乾草塞進輪胎底下防滑。指甲縫裡嵌滿泥，雨水混著汗流進眼睛，火辣辣地疼。熬到天亮路過村莊，幾個頂著水罐的女人看見我，竟笑得前仰後合。她們指著我糊滿泥漿的褲子，比劃著要給我打水沖洗。那瞬間的狼狽與溫暖，比任何勵志演講都刻骨。

在剛果東部的小礦鎮，我遇見背著嬰兒挖鈷礦的瑪麗亞。她每天鑽進老鼠洞似的礦道，換來掌心一小撮藍灰色礦砂。我遞給她半包餅乾，她卻從褪色的頭巾裡掏出顆熟透的芒果塞給我，果皮還沾著礦坑的灰。後來我幫她賣掉礦砂時多爭取了三美元，她攥著鈔票的手抖得像風中葉子，轉身就衝去集市買了雙紅襪子——給背上從沒穿過鞋的嬰兒。「你看，」她把孩子的小腳舉到我眼前，「像不像兩顆小太陽？」礦坑裡的黑暗，突然被那抹紅色灼穿了洞。

如今回到城市，我還是會迷路。不是在街巷，是在超市琳瑯滿目的貨架間，在地鐵洶湧的人潮裡。當同事抱怨咖啡不夠濃時，我總想起乞力馬扎羅山腳下，那個用鐵皮罐煮苦澀黑咖啡的老婦人。她教我辨認雲的方向：「看見山頂那縷捲雲嗎？明天又是曬木薯的好天氣。」

有人問我非洲給了我什麼。不是獵奇的動物照片，不是朋友圈的點讚，是某種「鈍感」——對痛苦的鈍感，對慾望的鈍感。當你見過十二歲男孩為撿空水瓶追著卡車跑兩公里，當你喝過摻著泥沙的飲用水還慶幸今天沒拉肚子，生命突然變得厚重起來。就像撒哈拉的沙，一粒粒不起眼，堆起來卻能埋掉帝王的金字塔。

上個月整理照片，翻到在奈米比亞紅沙漠拍的星空。銀河傾瀉而下，我裹著毯子躺在沙丘上，聽見沙粒隨風流動的簌簌聲。那聲音多像非洲的心跳，緩慢，古老，不為誰加速，也不為誰停歇。上海凌晨三點的鍵盤敲擊聲突然變得很遙遠，遙遠得像上輩子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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