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的雨打在鐵皮屋頂上，滴滴答答響了一整夜。阿玲把計算機按了又按，螢幕的冷光映在她浮腫的眼袋上。三十三歲的幼稚園教師，月薪兩萬二，扣除租金水電，連給母親買新假牙的錢都擠不出來。「再這樣下去，只能搬回元朗和兄嫂擠劏房了。」她滑開手機相簿，盯著去年參觀過的朗邊中轉屋單位照片，水泥牆面透著潮氣，但比起現在月租九千的棺材房，那十四平方米的空間竟顯得奢侈。

香港地寸土寸金，公屋輪候冊上壓著二十六萬個「阿玲」。白表綠表，兩張紙決定著草根階層能否抓住那根救命稻草。所謂綠表，是給公屋租戶或持有《保證書》的拆遷戶的捷徑，他們要的是更寬敞的居所，或是想藉著綠表資格，用折扣價買下居屋，徹底擺脫租賃命運。而白表，則是無數私樓苦主的浮木——收入與資產被框死在狹窄門檻內的家庭或單身人士，在私人市場被租金壓得喘不過氣時，唯一的官方救生索。

資格審查像道精密篩網。白表單身人士月入上限三萬一千七百五十元，資產限額九十三萬元；家庭上限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元，資產限額一百八十五萬元。這數字看似合理？去年有個工程助理月入三萬二，因超出幾百元被拒，只能眼睜睜看同事抽中水泉澳邨新單位。資產計算更藏魔鬼細節：你以為定存股票才算數？連人壽保險的現金價值、未補地價的祖傳唐樓份額，房署都算得清清楚楚。

綠表看似寬鬆，實則暗礁處處。陳伯的故事像盆冷水——他原住黃大仙四十年，兒子用綠表資格購入居屋後，他以為能隨兒子同住，豈料房署指他未滿六十歲且具工作能力，拒絕「家庭成員」身份。老人家被迫續租床位房，每夜爬三層鐵架床。更諷刺的是，某些公屋富戶將物業轉名予海外親屬，自己繼續住著月租千餘元的單位，綠表制度在鑽漏洞者面前千瘡百孔。

遞表只是煎熬的起點。記得那年七月，深水埗房屋事務處外凌晨三點的人龍嗎？有人帶摺凳，有人鋪紙皮席地而睡，隊伍轉過兩個街口。烈日下排隊六小時的阿芬暈倒送醫，醒來第一句話問丈夫：「交到表未？」這荒誕場景背後，是每年僅開放數週的申請期殘酷現實。交表後進入漫長靜默期，審核動輒數月，期間若加薪五百元都可能被取消資格，多少人提心吊膽不敢換工作。

中籤者未必是贏家。輪候時間早已突破五年半，許多家庭等到孩子都從小學升中學。更絕望的是配房階段——拒絕偏遠地區三次即喪失資格。阿明抽中東涌裕泰苑，但他在觀塘上班，每日通勤費時四小時，掙扎三個月後咬牙放棄，重回輪候隊伍末端。那晚他在咖啡店握著作廢的配房信，眼眶紅透：「原來窮人連選擇迷路的權利都沒有。」

公屋政策像部生鏽的老機器，齒輪間盡是摩擦傷痕。白表單身人士年齡限制卡死三十歲以下青年，綠表富戶審查十年才一次，輪候時間如蝸牛爬行。當劏房籠屋裡的人們仰望著公屋燈火，那微光究竟是希望，還是海市蜃樓？或許真正的資格，從來不在表格的勾選欄裡，而在這座城市是否還願意為蝸居者留一扇透氣的窗。

雨還在下。阿玲關掉計算機，LINE群組跳出新訊息：「大埔富蝶邨新單位流選名單更新！」她突然抓起外套衝出門——不是去房屋署，而是奔向區議員辦事處。鐵閘已拉下，她卻將存了兩年的租金單據塞進門縫，每一張都用紅筆寫著「不公義」。遠處公屋的燈火在雨幕中暈成一片暖黃，那光，照得她眼睛發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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