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3月1日，香港大角咀一棟舊樓單位飄散著異味。警方破門而入，發現的並非垃圾堆積，而是兩具被肢解、頭顱塞進冰箱的屍體。幾天後，一個戴著眼鏡、外表斯文的年輕人周凱亮，冷靜地帶著警方指認父母拋屍的碼頭。這宗轟動全港的「大角咀弒親案」，撕開了完美家庭表象下的膿瘡。周凱亮，這個畢業於名校、看似循規蹈矩的「乖仔」，為何會對生養自己的父母痛下殺手？這不僅是一宗殘暴罪案，更像一面殘酷的放大鏡，逼著我們直視那些被長期忽略、甚至刻意掩蓋的心理健康警報。

審訊過程像剝洋蔥。周凱亮侃侃而談殺人計劃，甚至抱怨父母「阻住佢發達」。心理專家報告揭示了一個更複雜的圖像：嚴重的妄想型思維、長期累積的挫敗與怨恨、扭曲的自我認知。他覺得自己懷才不遇，將人生所有的不如意歸咎於父母，認為除掉他們就能獲得解脫與巨額遺產。這不是一時衝動，而是經過精密計算的冷血行動。法庭最終裁定他謀殺罪成，判處終身監禁。但「精神失常」的辯護理由未被接納，這點在社會上引發了巨大爭論——一個能策劃如此複雜罪行的人，真的「正常」嗎？

周凱亮的成長軌跡，處處透著危險信號。學業成績優異，社交能力卻異常薄弱；對父母表面順從，內心積怨已深；對自己的「才華」有脫離現實的評估，對失敗極度敏感。他曾在海外留學，適應不良；回港工作，屢屢碰壁，長期處於失業或低成就狀態。這些都是潛在心理健康危機的典型徵兆：極端的完美主義、人際疏離、嚴重的認知偏差、以及長期無法處理的挫折感。可惜，這些信號被解讀為「性格內向」、「工作不順」甚至「懶惰」，而非需要專業介入的「病徵」。身邊人，包括父母，或許察覺到他的「不對勁」，但「家醜不外揚」的心態，或者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恐懼，讓求助的念頭被生生壓下。

悲劇發生後，我們習慣於尋找「惡魔」的標籤貼在兇手身上，彷彿這樣就能將他與「我們」區隔開，獲得虛假的安全感。但周凱亮案最令人不安之處，恰恰在於他並非面目猙獰的「魔鬼」。他像我們身邊某個沉默寡言的同事、某個鬱鬱不得志的親戚、甚至某個我們自己內心深處不願承認的陰暗角落。這迫使我們思考：社會對「心理健康」的認知與支持系統，是否存在著致命的盲點？我們是否過於依賴「表面正常」作為判斷標準？當一個人還能上班、還能交談、還能進行日常活動，即使內心早已扭曲崩壞，我們也傾向於視而不見，直到無法挽回。

香港社會節奏快、壓力大，競爭激烈。公開談論情緒困擾、尋求心理幫助，依然被很多人視為「軟弱」或「有問題」。資源分配上，公立精神健康服務輪候時間漫長（根據報告，非緊急個案平均輪候時間可長達18周以上），私家服務費用高昂，形成一道無形的門檻。家庭內部，父母對子女的心理狀態往往聚焦於學業成就，而忽視了情感需求、抗壓能力和健康人際關係的培養。周凱亮父母或許提供了物質保障，卻未能察覺或無力應對兒子內心不斷擴大的黑洞。這不僅是單一家庭的悲劇，更像整個系統失靈的縮影。

周凱亮的極端案例，像一記沉重的警鐘，敲給我們每一個人：

1. 正視「情緒感冒」： 心理困擾與身體感冒一樣普遍，不應被污名化。長期情緒低落、過度焦慮、想法極端、人際疏離、睡眠或飲食習慣劇變，都是不容忽視的信號。承認自己需要幫助，是強大的表現。

2. 撕掉「正常」的假象： 不要被表面的「功能正常」迷惑。很多深陷心理泥沼的人，仍能勉強維持日常。關鍵在於觀察細微變化——性格是否變得更加偏激或封閉？是否經常表達無望感或極端想法？對挫折的反應是否異常激烈？

3. 傾聽與主動關懷： 關心身邊人，不僅是問「吃了沒」，更要真誠地問「你最近感覺怎麼樣？」。當發現異常，溫和但堅持地表達關心，鼓勵對方尋求專業協助。有時一句「我注意到你最近似乎很辛苦，需要聊聊嗎？」可能就是救命稻草。

4. 推動系統性改變： 社會需要投入更多資源，縮短公共心理服務輪候時間，提升學校和社區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支援，讓專業幫助觸手可及。雇主也應重視員工心理健康，營造更友善的支持環境。

5. 家庭溝通的深度： 親子關係不僅是供養與學業。建立開放的溝通渠道，允許表達負面情緒而不被批判，關注孩子的社交情感發展，培養其韌性與解決問題的能力，比追求單一成功指標更重要。

周凱亮在鐵窗後度過餘生，他的父母永遠失去了申訴的機會。這樁血案留下的，不僅是司法檔案裡冰冷的文字，更是一道血淋淋的社會叩問：我們還要付出多少代價，才能真正學會重視那些看不見的傷口？心理健康不是奢侈品，而是維繫個人尊嚴、家庭幸福與社會穩定的基石。忽視它，下一個悲劇的種子，可能就在我們視而不見的角落悄然萌芽。看懂周凱亮案的警示，或許是避免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或加害者的關鍵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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